对制药行业进行详细分析、评估研发生产率和寻找最佳实践，是我们了解自身的现状、未来方向和自我改善的良策。一些最佳实践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比如，英矽智能在不到30个月内发现一个全新的泛疾病靶点，并针对它设计一个全新分子，还完成微剂量组人体试验，并将项目推进到临床1期。这样的实践从研发速度和成本上来看，与传统方法相比如何？与同领域公司相比如何？我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专业的行业观察员的意见，为此我与欧洲顶尖商学院圣加仑大学生命科学创新能力的AlexanderSchuhmacher教授和OliverGassmann教授曾有过深入交流。他们也是《头部制药公司的研发效率——20年分析》的撰写者之一，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小组使用了从年至年这20年的数据，包括财务、药物产量和参考文献数据，对14家头部制药公司进行了定性和定量比较分析，以确定决定研发效率的成功因素。在与他们的交流和对论文的解读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疫情期间药物研发策略的启示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们得以观察各个制药公司，是如何利用研发、合作和市场准入能力，来开发和销售疫苗和药物。令人惊讶的是，像葛兰素史克这样的老牌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公司未能提供疫苗或药物，而一些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领域只占很小一部分市场份额的制药巨头则表现出色。

例如，辉瑞甚至不在德国数据公司Statista所评选出的十大抗病毒制药公司之列，但由于其首席执行官AlbertBourla博士英勇的努力和行动，辉瑞通过与BioNTech合作研发疫苗，并成功开发了抗病毒药物Paxlovid，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这两个领域都创造了历史。

当大流行刚刚开始时，许多公司觉得COVID-19只是个例，他们不想打破既定的研发计划。许多很有能力的公司决定不转向或分配大量资源到COVID-19项目上，在一些高层间的的沟通中，提出针对COVID-19药物研发策略的建议都收到这样的答复：“这将是另一场SARS而已，你投入的研发费用可能会白费。”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公司要么没有开展COVID-19项目，要么，对于包括英矽智能在内的另外一些公司，这些项目被大大推迟。

而辉瑞的AlbertBourla博士并没有理会战略顾问不要开展COVID-19项目的建议，而是调动所有内部研发资源推动Paxlovid研发。这是辉瑞公司基于早前对SARS病毒的研究，而研发的一款小分子3CL蛋白酶抑制剂。AlbertBourla博士的大胆行动迅速将辉瑞公司推向抗病毒药物公司的榜首，同时也创造了许多行业记录，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项英勇壮举值得一项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可以在AlbertBourla博士的新书《登月》中看到这个故事的公开版本。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逆境，制药公司可以调动资源、取得骄人成绩。随着新兴形势和技术的变化，制药公司如何决定支出，以有效利用研发资源？这是一个值得长久探讨的议题。

头部制药公司研发效率的启示

对制药行业生产率的全面分析将有助于行业优化，减少浪费并开发有意义的新分子实体(NME)。年8月版《DrugDiscoveryToday》发表了一篇题为“头部制药公司的研发效率—一个20年分析”的文章。该文章由著名的学者和行业专家撰写，作者包括圣加仑大学的AlexanderSchuhmacher、OliverGassmann和LucasWilisch，普华永道的MichaelKuss，罗伊特林根大学的AndreasKandelbauer和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的MarkusHinder等。

研究小组比较了头部制药公司管线里的新分子实体(NME)，并将其分为三类：通过内部研发、并购和授权许可获得。很显然，辉瑞在过去20年中总研发生产率排名第一，其次是默沙东（美国默克）和诺华。

-年各制药公司的NME总数

然而，尽管辉瑞获批的药物数量最多，但其所开发和获批的大部分NME都来自于并购，共计29个。只有8个NME来自内部研发。在内部药物研发上，明显的领头羊是诺华，拥有20个NME；其次是葛兰素史克，拥有13个NME；默沙东和百时美施贵宝并列第三,各有10个NME。

-年各制药公司内部研发获得的NME

从数据可以看见，制药公司管线中大多数获批的NME都来自于并购。例如，年是并购大年，辉瑞收购了另一家成立于年的制药巨头惠氏，获得一系列药物。同年，罗氏收购了基因泰克，后者拥有著名的NME产品组合，其中一些来自于基因泰克强大的内部生物学能力。不出所料的，过去20年内并购的前三名分别是辉瑞、默沙东和罗氏。

-年各制药公司通过并购获得的NME

推进内部研发的另一种方式是授权许可。许多制药公司授权引进生物技术公司的管线。在早期阶段识别有前景的资产也需要制药公司在业务开发、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拥有强大的内部能力。这里，葛兰素史克和默沙东并排第一，各有7个成功开发的NME，紧随其后的是诺华和赛诺菲。

-年各制药公司通过授权引进获得的NME

这项研究最让人惊讶的一个发现是阿斯利康的研发表现很一般。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由阿斯利康的研发负责人撰写的知名论文，这些论文解释了内部研发的最佳实践。英矽智能甚至尝试开发兼容5R的人工智能管线来复制流行的“5R原则”。（正确的靶点、正确的组织、正确的安全性、正确的患者和正确的商业潜力）。然而，就内部研发获得的NME而言，阿斯利康在14家公司中排名第7；就通过并购获得的NME而言，排名第5；在授权引进NME方面，排名第11。

同时该研究比较了-年间头部制药公司的科学文献数量。数据显示，辉瑞占领先地位，其次是葛兰素史克和默克公司。在累计影响因子(CIF)方面，葛兰素史克位居榜首，辉瑞位居第二，罗氏排名第三。但我认为平均影响因子是更为重要的指标，而论文总数较低的吉利德和安进就平均影响因子而言显然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分析师们发现，14家领先的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从年的亿美元增加到年的亿美元。在这期间，整个行业一共获批个NME,这14家公司就占了其中的个NME。该研究还表明，更高的研发投入与更高的研发产出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制药公司在过去20年的研发投入越多，其产出就越高（产出以获批的NME数量或累计影响因子来衡量）。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项研究，我采访了研究小组的两名成员——AlexanderSchuhmacher教授和OliverGassmann教授，咨询了这项研究的相关问题以及他们对如何建立研发生态系统的看法。

趋势之外的启示：生态圈扩容和破壁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项研究，我与研究小组的两名成员AlexanderSchuhmacher教授和OliverGassmann教授展开了更深入的交流。据他们介绍，公司(其研发部门)越大，研发产出成果就越丰富，是论文中发现的“药物研发中的规模经济效应”。

药物研发确实可以受益于规模，包括资源、能力、技术等，因而对于那些研发部门还不够大，尚不能从规模经济效应中获利的公司来说，要点就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解决规模差异的研发生态圈。对于一些制药公司来说可以通过并购来扩大规模，而另一些公司则应该更加注重与同行合作和战略联盟，以开放、创新的方式共享数据、能力和技术。

OliverGassmann教授表示，并购对制药行业来说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好几起大型并购交易,无数小型生物科技公司被收购。对行业来说，真正陌生的可能是收购技术初创公司，从而为数据驱动的药物研发带来亟需的数字能力；又或是研发生态系统的思维转换，不仅包括传统的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也包括来自其他行业的新合作伙伴。因此，可以预计制药业将从更传统的开放式创新路径（通过研究合作和授权许可）转向更敏捷、更智能并可能提高研发效率的基于网络的新模式。

至于内部研发实力与收购在提升研发效率上孰优孰劣，AlexanderSchuhmacher教授表示这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现有资源，以及哪些研发模式与现有资源最匹配。比如，诺华利用内部能力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和成功的研发部门，而辉瑞在收购研发产品组合（例如收购了惠氏、华纳兰伯特、法玛西亚）方面非常成功。

OliverGassmann教授还表示，制药公司未来的威胁不仅来自行业本身，也来自行业之外。他们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大部分价值创造将来自于新玩家（制药行业的新进入者），也包括科技巨头。例如，最近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款FDA批准的智能医疗设备，代表着来自行业外的颠覆性技术。谷歌/Verify等科技公司也正在进入制药/医疗市场。种种迹象都表明，在今天乃至未来，价值创造将来自数据，商业模式也将更多地由数据驱动，因此制药公司的唯一解决方案是：与同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从规模经济中获利，并与科技公司合作以实现范围经济。

因此，那些想要以更现代的方式解决和建立研发生态圈的制药公司必须考虑“三赢”：实现用户、合作伙伴以及自身间的三赢。归根结底，问题就是，你为谁创造价值？制药公司不仅需要为患者、客户、自己带来巨大的价值，也要更多的思考可以做些什么来吸引生态圈中的合作伙伴。

作者为InsilicoMedicin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福布斯中国撰稿人，表达观点仅代表个人。人工智能技术专家，曾被DeepKnowledgeAnalytics评选为“AI药物全球领军人物药物”；自年以来，已经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两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