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创新驱动生产的赛道上，美国似乎愈发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有人说美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优势正在“开倒车”。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20世纪中期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经历了一轮上升后到年逐步放缓，继而增长率持续下滑，到现在其增速水平已退回百年之前。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大家普遍认为美国在各个行业的科研投入稳居世界前列，然而投入产出转化是否真的见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指出，从年至年，国内科研投入（增加5倍）、博士人数（增加2倍）、学术论文发表（增加7倍）持续增加。而从产出端看，宏观经济表现却不尽人意。一部分专家试图用边际效益递减的原理来解释，即发展到一定阶段，等量投入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效益递减。而从产业成果转化的角度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更加本质的解释：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应用“卡”在了最后一公里。换句话说，美国也存在成果转换不畅的问题。-美国科技支出-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毕业人数实际上自年以来，美国由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组成的创新生态面临“孤岛化”、“碎片化”的挑战，即应用端企业与前端基础研究衔接不畅，要素流动迟滞。在风险投资介入下，在部分行业领域，科技型的创业企业正在探索成为一种生产力纽带，重建企业与基础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而若想真正实现生产力回归，或许需要探索更多途径、建立更多纽带来打破生产与科研间的“孤岛效应”，加强从基础理论到技术创新再到生产应用的协同机制建设。“集体出走”的大型企业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在美大型企业的基础科研投入与高校研究投入的规模不分上下，企业投入甚至超过高校。例如杜邦科研中心，在六十年代被认为是高分子化学领域的先驱，其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高于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两所高校论文之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贝尔实验室则是晶体管与信息论的诞生地，曾诞生14项诺贝尔奖得主和5项图灵奖。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股东施压、行业竞争等多方因素推动下，美国大型企业开始削减科研投入，通过股权进入、技术收购等间接方式向高校或初创企业购买已有发明专利和技术突破。年，贝尔实验室脱离ATT成立朗讯科技公司。年，帕洛阿尔托研究所从母公司分离成立独立的企业。IBM也调整研究方向，转向研发商业化应用型产品。年，杜邦中央研发实验室也正式关闭。年到年期间，在美大型企业的科学研究型投入占企业研发（ResearchDevelopment,简称RD）总投入比例从30%下降至20%以下。年到年，企业的基础科学研究投入（RD中的“R”,Research）占比增长停滞，而新产品开发投入（RD中的“D”，Development）占比却稳步提升。-美国企业RD支出另外，企业端的科研成果转化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通过调查美国家上市企业的研发活动发现，年到年间企业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量年均下降20%，年有41%的强企业曾获得诺贝尔等奖项，而该指标在年仅有6%。这些数字的变化折射出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割裂”局面：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各行其道”，企业只侧重应用型的技术开发，而高校则专攻理论研究。在更加明确的分工机制下，意味企业和高校两大创新主体能更好发挥优势，但这未必能使双方实现“互补”与“共赢”，反而无形中为理论研究成果向产品应用转化设置更多障碍。第一，高校理论研究与企业所谓的科学理论研究从资源禀赋上来说有区别。企业开放程度高、社会资源广，更容易从应用端获取研究所需的样本数据和实验场景，而高校并非如此。举例来说，霍姆德尔喇叭天线（贝尔实验室）、张量处理单元(TPU)（谷歌）、高通量药物筛选方法（辉瑞制药）等诞生于企业的成果，若由高校负责研发，恐怕难以实现。原因就在于需要大量客户样本测试，而高校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二，企业和高校研究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同，一定程度影响成果应用。高校凭成果出现的优先时序进行激励（即先到先得），而企业激励以成果的实用性为导向。或许来自高校的研究成果的确具备创新性，但只是“闭门造车”，不一定适用实际生活和市场需求。与企业文献相比，在专利申请中高校文献被引用的可能性反而低23%。第三，信息不对称鸿沟加剧，即便高校的科研成果符合市场需求，企业并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因为随着企业基础研究支出降低，企业安排在跟踪和参与学术界研究的企业技术人员也随之减少，也就更难发现相关的研究并应用了。打破割裂的风险投资当上游高校科研机构和下游商业应用出现转化障碍时，风投机构和初创企业试图成为打破割裂局面的“冒险家”和“探路者”。当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集成电路、计算机等新兴产业仍处在初始阶段时，鲜有大型企业愿意冒险投入。而由风投支持的初创企业在这些领域实现率先突破，开发出如微处理器（Intel）、人工合成胰岛素（泰克）、麦金塔电脑（苹果公司）等的应用型产品，带来后续的技术爆发和产业革命。风投资本对高风险、高成长产业的偏好使初创企业成为连接高校科学研究和企业创新应用之间的桥梁。一方面，风险投资者通常在其研究领域具备较高学历，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成果产业化经验。另一方面，初创企业体制较为灵活，不会因组织架构冗长而产生巨大的决策成本。然而，风投也是短视而逐利的。目前绝大部分风投资本流向了生命科学和数字技术。普华永道数据显示，年到年间83%的资本进入了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生命科学，仅有不足15%的资金为那些与推动经济进步密切相关的“小众产业”提供支持，例如能源行业。实际上，能源领域的突破依赖于材料科学和纳米科技的进步，从而有助于我们建立更高效的电网和电力发电技术。投资遇冷的“小众产业”为什么除了ICT和生命科学，其他“小众”产业的企业想获取资本支持如此困难？我们推测是因为其在技术和商业化方面都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成果在产业化过程中有可能遭遇严峻的技术挑战。商业化风险则意味资方要在产品的市场需求和规模化生产、市场投放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确保自身获利。ICT产业技术风险普遍较低，因为互联网爆发性强，技术壁垒容易克服。而生命科学产业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市场刚需大、弱周期，故其商业化风险普遍较低。总体来说，风投资金注入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锦上添花”。只有当初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完成目标盈利后，才能获得后续的A轮、B轮融资。因此完成投资目标的可能性越大，投资者也越容易根据市场规模和企业发展速度判断预期收益。一个同时面临着技术和市场风险的产业，可能会让资本望而却步，比如物理学、能源等领域。例如，热离子发电技术可以直接将热能转化为电能，而且可以对现有的机械热引擎进行跨越式的改造提升。这项技术早在年在卫星驱动研究中就被发现，但一直被资本冷落，直到近期才重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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