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自媒体

作者：高翼

年4月26日，美国麻省威明顿市中心的CRO（医药研发外包）公司查尔斯河（CharlesRiverLaboratories）总部的大楼会议室里迎来了一位中国人：药明康德的创始人李革。除了现场接待的三名查尔斯河公司高管，通过电话会议接进来的还有来自富国银行、第一资本、美林以及大小摩等等华尔街最顶级的基金。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划时代的交易谈判。

金融危机后，全球兴起了一波并购浪潮，各巨头一边为了并购重组提高效率，另一边也想在低谷期完成扩张，知名的交易比如辉瑞入主惠氏、罗氏拿下基因泰克，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但这些世界级交易中，出现中国公司的影子还是第一次。

谈判进行很顺利，在简单介绍了各家的业务和营收情况之后，两家公司便直奔主题：直接给出了查尔斯河并购药明康德的收购价——16亿美元——这占查尔斯河当时市值的七成！如果这项交易达成，它既打破了CRO领域的并购交易价格，也将刷新历史上海外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记录，同时也将诞生全球最大的CRO公司。

但这项交易最终还是落空了。反对者主要来自查尔斯河三名大股东，他们的理由是：对于38%的溢价，给到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实在太高。

查尔斯河想借助中国新兴力量的崛起，开辟最大的海外市场；而李革想借助全球top级CRO公司的力量，从而进军全球顶级企业——两家的目标均因此项交易的落空而停滞。

五年后的年，李革带着药明康德从纳斯达克退市，并很快登陆A股。在本土资本市场的烘托下，如今一手打造的药明系（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药明巨诺）市值加起来接近万亿；而查尔斯河虽然这几年也在稳步增长，但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出前十名。

不知道当时反对16亿美元收购药明的查尔斯河股东们，如今看到二者差距一步步扩大，会作何感想。

CRO（contractresearchorganization），外包研究组织，也被称为医药研发“卖铲子”行业。即挖矿的人，无论有没有挖到金矿，终究要付买铲子的钱，而同样，新药开发无论成功与否，开发过程中总会有支出，CRO赚的就是这个钱。

在药品安全监管、原研药成本压力加大，以及轻资产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日渐兴起的大趋势下，研发外包组织越来越成为整个医药行业里的中坚力量之一。

药明、泰格、凯莱英、康龙化成……这些近几年崛起的中国CRO巨头的名字，常年活跃在药企的研发和战略部门日常例会里。而他们的快速增长，也越来越吸引资本市场的目光，CRO常年位居A股医药热度最高的板块之一，无论是知名不知名的券商，还是各种私募机构，甚至连B站上的财经作者，也都开始讨论起了这一板块。

从查尔斯河收购药明康德失败，到药明系进军全球前十名的CRO公司，这背后不仅是是研发外包这个行业的热度从美国慢慢迁移到中国的过程，也是本土CRO在中国崛起的过程。

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加入WTO之后的海归医药人才储备，遇上药审改革等一系列重磅政策的破局，中国创新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CRO也成为中国各类创新药研发的“加速器”。近几年大量资本涌入创新药领域，一些CRO将创新药这门“少数人的生意”改造为“天下没有难做的药”，它伴随了中国创新药的从无到有，也经历了“Me-too（规避专利的派生药）扎堆，转变为“We-too”的不同阶段。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整个中国医药行业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开幕式

CRO的起源，崛起和战略转移

不那么众所周知的是，CRO的诞生既不是靠医学工作者，也不是生物/化学家，而是起源于一项古老的职业——兽医。

二战刚结束，一位叫亨利·佛斯特（HenryForster）的年轻兽医，看到了大学实验室里对小动物的旺盛需求，于是他从一座农场里收来了几千个老鼠笼，运到了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开始大量繁殖，科研人员需要研究什么病，他就提供什么样的老鼠。此后，业务延伸到毒理学以及临床测试，才有了后来最大的临床CRO公司之一——查尔斯河。

另一家CRO公司科文斯，第一次闻名世界的事业是从菲律宾进口了一批携带埃博拉病毒的猴子。趁着90年代全球生物医药发展的大浪潮，科文斯的业务慢慢延伸至临床开发、细胞培育等等药物研发业务，最后并入到全球第一CRO公司Labcorp。

早在90年代之前，医药行业新的NCE（化学分子实体）意味着新的专利，营收和估值也会双双增长，所以大药企都愿意砸钱，去建立自己成熟的研究部门。

但“动物房”需要申请的资质太多，管理起来也复杂，药企会把这一块业务外包出去——所以，资历最老的那批CRO公司基本都是靠实验动物起家，跟生物/化学技术八竿子打不着。

但从90年代开始，美国生物医药行业东风吹，正好又赶上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股市繁荣，一大批小型生物药企拔地而起。这些公司通常是由学界某个idea孵化而来，专注于特定的技术和路径，规模不大，甚至连公司寿命都预先安排好了（通常是孵化成功后便卖身大药企）。

这种情况下，小公司没有理由专门投入资源建立研究实验室和临床测试，于是这波小型生物药企开始借助外包公司进行研究实验室和临床测试，一下子拉动了药物研发外包的新需求。

90年代美国生物医药行业变迁史，图片来源：海通证券

而另一方面，药物发现领域的一场技术革命恰好在此时诞生。编码组合化合物库的出现让传统的药物合成数目从几十一下子变成千亿规模——这个数字比整个银河系的恒星还要多，这极大提升了药物开发的效率。

开发并优化这项技术的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克拉克·斯迪尔（ClarkStill）和冷泉港实验室的迈克尔·威格勒（MichaelWigler），他们俩和前默沙东高级研究员约翰·博德温（JohnJ.Baldwin），年成立了一家叫美国药典（Pharmacopeia）的专注于药物发现的公司，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最早致力于药物前端研究的CRO公司之一。

对于大药企来讲，随着已知分子和被攻克的治疗领域越来越多，新药研发投入回报比开始一路下滑。而当新药回报越来越低时，再以原来的标准去打造研发团队和设备，就完全没有性价比，招聘并维持这些团队成本高居不下。也正因为如此，药企也开始愿意采用研发外包的方式来控制成本。

全球研发总投入和CRO市场变化情况，图片来源：KaloramaInformation

所以，在大小药企都开始不得不借助CRO来运营时，CRO这个小众赛道也慢慢走上主舞台。

于是，在光鲜的创始团队加持下，美国药典很快签下了先灵葆雅、山德士、拜耳等一系列大型跨国药企，并于两年后的年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华尔街炙手可热的新兴医药研发外包公司。

医药公司研发越来越“内卷”后，于是便有了CRO公司来提高效率。而CRO都一拥而上，“内卷”的大趋势也很快来到CRO行业。于是，各类CRO公司也开始寻求转移到一些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来应对。

所以，昆泰（最大的临床CRO之一）在年就把临床研究中心搬往印度，并在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设立办公室；阿斯利康在班加罗尔（俗称印度硅谷）设立研发机构；精鼎（Parexel）在立陶宛开起了运营中心……

和博德温等人一起创建美国药典的，还有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斯迪尔实验室的中国人，也就是刚刚拿到哥大博士学位、后来创建了整个药明系的李革。因此对于美国药典来说，在新市场的找寻上，除了印度和东欧，很容易有另一个选择——中国。

很快，博德温和李革于年动身前往中国考察，接触了一家叫无锡太湖水集团（下文称太湖水）的国营公司。同样是综合性集团，这家公司有部分业务和美国来往，“国际范”十足，同时，太湖水对和美国药典的合作兴趣也很浓厚。

于是，博德温和李革马上起草了和太湖水合作成立中国分公司的项目PPT，但彼时药典高层的注意力从化学发现转向生命科学软件和材料方向，对两位的方案不为所动。但两个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又回到中国调研，了解了一些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差距，分析了可行性。

就这样，万事俱备后，年李革向美国药典递交了辞呈，和博德温（以董事会成员身份）一起，联合两位本土商界人士刘晓钟和张朝晖，在太湖水的资金支持下，创办了药明康德（WuXi）。

早期CRO客户拓展全凭关键人物自己的影响力。因为新药相关研发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借用，一旦在CRO环节上出现泄漏，对医药公司来讲属于重大损失，而这也是CRO公司的一大进入壁垒。所以药明康德前期的快速扩张离不开李革和博德温等人的强大人脉关系。

后来，博德温看到新分子实体被发现后的巨大价值，再次决定自立门户成立制药公司，而李革则选择在外包的道路上继续扩张。

药明康德先后收购津石杰成（临床CRO），成立合全药业（小分子生产），CRO服务从药物发现向临床前药物测试、临床试验以及商业生产延伸，成为整个医药研发一体化服务公司。

和政府采购“求稳”的特点类似的是，药企的采购团队也有自己的固定清单，通常药企对企业的某一项服务满意，为了稳定，他们愿意再次采购这家公司的其他服务——这是一体化服务在CRO行业的重要性。

而另一边，90年代初美国一批中小型生物药企走过了药物研发和临床阶段，项目进度开始慢慢向后期上市推进，药企从原来只有早期研发外包需求，多了生产外包需求。从整个宏观角度来看，生物医药行业的公司正往研发、临床、审批、上市生产这一生命周期慢慢递延。

也就是说，之前那批有着大量药物发现和药物测试的美国企业，如今有了新的需求：后期临床开发和商业化生产，于是，“CRO”这个叫法，也慢慢延伸至SMO（协助临床研究的执行）、CDMO（合同生产组织），最后索性统称为CXO（医药研发及生产外包）。而药明也开始承接这批药企后续的外包服务需求。

一款药品开发周期及相应支出，图片来源：浙商证券

李革把CRO模式带回了中国，也是在那几年，康龙化成、泰格医药、凯莱英等等纷纷成立，医药外包这个概念，开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和药明康德境况类似的是，虽然这批CRO公司在中国，但21世纪初国内的医药质量监管体系还没有和欧美接轨，中国本土药企还没成熟到需要借助CRO来帮忙开发。彼时的中国，虽然有多家药厂，但大部分都只是粗劣的仿制以及价格围猎，CRO中的R（research）在本土，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年，在“美国客户”和“中国成本”的双重加持下，药明康德顶着光环在纳斯达克上市。但这批业务仍以海外为主的中国本土CRO公司，和中国的生物药企发生碰撞，还需要一个契机。

塞翁失马

回到中国发展的前奏曲

在李革从药物发现向一体化CRO服务迈进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收购，就是买下爱普科技（APPTech，药物临床测试CRO公司），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为药明的重心向中国转移的一个意想不到的起点。

药明主攻世界Top10药企，艾普科技则服务于美国中小型生物公司等长尾客户，二者正好形成了互补。这项合作看起来很完美，唯一不巧的是，它落地的时间是在年。

年的金融危机让整个行业融资的脚步大幅放缓，医药产业进入大萧条时代。这些还没盈利的美国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很快现金流断裂，其外包的研发需求也随之落空。药明刚刚收来的艾普科技的业务直接断崖式下跌。

小药企纷纷资金紧张，大药企也无法独善其身。

金融危机下，不少药企已开启了一些了业务重组和并购改革，这期间辉瑞合并了惠氏、罗氏合并基因泰克，虽然现在看来是大药企的扩张行为，但背后是几万人的裁员、以及各地工厂的关闭，这也是制药巨头节省成本过冬的一种防御行为。

这样一来，药企的内部所有项目需要重新走流程，原本大客户的CRO订单全部失效，成熟客户的需求被重新打乱，不仅新收购来的艾普科技吃不饱饭，靠着大药企吃饭的药明康德很快也同样陷入泥潭。

年底，药明无奈关闭了艾普科技在费城的生物药生产产能；第二年，药明康德预期收入直接下降了接近50%，再加上收购艾普科技的商誉减值，药明的股价一泻千里，从最高点的40美元跌到3.6美元。

李革此时似乎也感受到公司发展瓶颈，年，靠卖老鼠发家的临床测试CRO巨头查尔斯河向药明抛出了橄榄枝，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16亿美金谈判的情节。

中国公司最终“卖身”国际巨头，这总有些不合适。所以交易一公布，据说便有国内媒体指着李革的鼻子大肆骂道：“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像样的国际化大公司，凭啥要卖给美国？”对此，李革无奈解释道：“我们不是被卖了，我们是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实现我们的理想。”

查尔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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